看美国如何给中学生洗脑：《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笔记
[美]詹姆斯·洛温：《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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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漠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但是教科书却竭力为他开脱。1917年6月的《反间谍法》以及次年的《反叛乱法》，可以说是继1798年短命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之后最严重地侵犯了美国人的公民自由的法案;但是教科书却将这两种法案的通过归咎于“国会”，而与威尔逊无关。事实上，威尔逊试图强化《反间谍法》，在其中加人直接赋予总统更广泛的书刊审查权的条款。更严重的是，在威尔逊的批准下，邮政总长动用其新的书刊审查权扣押所有社会主义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对战争意图构成威胁的信件。罗伯特·哥德斯坦因为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而遭致10年的牢狱之灾。该片描写了美国革命期间的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此这种描写不合时宜。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说，战时压力使威尔逊对公民自由进行压制情有可原。但是到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威尔逊却仍然否决了一项旨在废除《反间谍法》和《反叛乱法》的提案。教科书的作者们把威尔逊连任总统后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的“猎巫运动”归咎于他的身体多病以及当时联邦检察官的嗜血好杀，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威尔逊离任前夕请求他赦免尤金·V·德布斯，后者当时正在坐牢，罪行是曾发表言论，把“一战”说成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并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总统回答“绝不!”，于是德布斯继续在牢中煎熬，直到沃伦·哈定赦免他。《美国之路》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新奇的方法来为威尔逊的恶行开脱，它干脆把“红色恐惧”移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威尔逊已从白宫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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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师仍在讲授自己的老师在50年前讲授的那些内容：欧洲需要香料以去除腐坏的肉的味道，但可恶的土耳其人切断了香料贸易。在我一开始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有三本——《美国的传统》、《希望之地》和《美国之路》——仍然在重复这一谬误。《希望之地》说，“后来，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落人土耳其人之手后，与东方的所有贸易全都停止了。”但是，A. H.利布耶尔早在1915年就证明这是错误的!土耳其与开辟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土耳其人有理由去保待地中海以东的古老道路的通畅，因为他们要从中赚钱。
1957年，雅克巴尔赞与亨利·格拉夫出版了《现代研究者》，该书现已成为历史专业研究生的一种标准论文范式，它指出了自1915年以来教科书如何使这个特别的错误经久不衰。那些令人讨厌的教科书的作者们大概半数以上都在自己的研究生阶段读过《现代研究者》这本书。但不知为什么，该书中的这些信息没有被继承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谴责土耳其人符合西方人的信念模式;西方人相信，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在行为上可能是不理性甚至是污秽的。1963年，在提议国会宣布哥伦布日为国家法定假日时，众议员罗兰·利博纳蒂说:“他(指哥伦布——译者按)的基督教信仰赋予他一种宗教力量，去阻止土耳其掠夺者劫掠那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商船的海盔行径。”当然，近些年事态的发展，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沛袭击，强化了伊斯兰教是威胁这一认知模式。因此，当今天的大学生们得知，在土耳其人和摩尔人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时候，欧洲的基督徒却在迫害或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该是多么的惊讶。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们，葡萄牙舰队曾在1507年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阻断传统的贸易路线，因为葡萄牙控制了环绕非洲的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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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哥伦布的死也被改编成一个美好的故事让哥伦布的一生以悲剧而告终——死于疾病、贫穷以及怀才不遇——会增强戏剧效果。《美国的冒险历程》说：“哥伦布的发现并没有立即得到西班牙政府的赏识。”布尔斯廷与凯利也总结说：“他于1506年默默地死去。”“他最终收获的只是不幸与羞辱。”他们还加上一句：“他至死都相信自己抵达了亚洲的海岸。”事实上，西班牙“很快就赏识了”哥伦布的“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立即赞助他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航行。1499年，哥伦布在海地“收获”了一个主要的金矿。他与他的后继者们迫使成千上万的土著人为自已采掘金子。大笔钱财源源不断地流进在西班牙的哥伦布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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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还认为自己应得的不止如此，可那些钱财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土皇帝。哥伦布死时安享富贵，为子嗣留下大笔钱财，甚至还有头衔——“大洋司令”，这个称号一直传到他今天的第18代子孙。此外，哥伦布自己的航海日记也清楚地表明，他当时知道自己到达了一个“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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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问过几百个大学生，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在什么时间开始有人定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心胸开阔的表现。“我们现在称作……”这一提法的确暗指在合众国建立之前美国就有人定居。我原以为，当然我更希望，学生们会说是公元前30000年，或者哥伦布之前的某个时代。
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一致回答：1620年。
很明显，我的学生们满脑子都是那个关于美国起源的神话，即，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教科书就是这种神话的传播者之一。
问题部分出在“定居”(settle)这个词上。一次，学生向我指出，“定居者”是白人，“印第安人”不定居。“定居”这个词带有误导性。被误导的还不仅仅是学生那部向旅客推荐参观“普利茅斯种植园”的电影就讲述了“殖民者们如何驯服了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最近，在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我听一位导游在自由女神像前介绍说，欧洲移民“散布在蛮荒的东海岸”。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先行居住在新英格兰，欧洲人可能举步维艰。
以“始祖移民”为起点去写美洲的历史，被遗漏的不只是印第安人，还有西班牙人。“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第一批非土著居民是西班牙人在1526年放弃一项定居企图时留下来的非洲奴隶。1565年西班牙人屠杀了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定居不久的法国新教徒，并在那建立了自己的城堡。 1565至1568年间，西班牙人探险至卡罗莱纳，建立了一些要塞，但那些要塞后来被印第安人烧毁。一些后来到达的西班牙定居者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始祖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宗教、确保宗教自由才来到这里;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在16世纪定居于新墨西哥。美国很少人知道，今天合众国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从旧金山到阿肯色到纳齐兹到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人的时间远比属于“美国人”的时间长也很少人知道，“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最早祖先离开英格兰之前，西班牙裔美国人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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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其说是出在数字估计上，不如说是出在态度上。提出争议似乎总有点过分。那要求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科书作者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向孩子们展现“事实”，好让他们去“背”，而不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忽视推理、辩论，不重视在社会科学中引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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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莱大屠杀并非一个小的事件而不值得写进一个国家的历史;相反，恰恰由于它是整个越战中众多错误事件的一个象征，它才具有重要价值。梅莱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的“反越战老兵组织”成员、现任参议员约翰·克里(]ohn Kerry)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各级指挥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日常行为的基础上犯下的罪行。”1971年4月，在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时克里说道：“150多位功勋卓著、光荣退伍的老兵都可以证明发生在南亚的那种战争罪行”，他接下来还讲到美国士兵如何“强奸越南民女，割掉越南人的耳朵，砍下他们的头颅，把电话线缠到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接通电源，卸去人的四肢，向尸体里充气，随意地射杀平民，效仿成吉思汗那样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家畜或狗以取乐，向谷仓里掺毒，在南越乡村进行大扫荡。”克里在其证词中指出，所有这些，“都还不包括常规的战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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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曲解面前毫无防备能力。在袭击发生九天后，乔治·W·布什向国会给出了自己对“为什么”这类问题的回答：
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他们跟我们的民主选举的政府——这种政府在我们的这个议事厅里看来是正确的;而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他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集会和异议的自由。
多么令人惬意的想法：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很好。
一直到第二年，布什反复说着大同小异的话。或许因为他的解释令人愉快，所以它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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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恐怖分子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的自由或者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也是肤浅的和错误的。根据本章题头引用的约翰内斯·劳语录中所做的区分，这种思想或许可被称为民族主义，但很难说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鼓励我们批评和改进自己的国家。因此民族主义只是在短期内对我们有益。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家需要的公民应该能够对各种决策提出质疑，而非对其一味称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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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斯本人把这种“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的说法说成是“懒人的自我辩护和自我陶醉”。中情局“本·拉登专案组”的第一长官迈克尔·舒尔也说道：
本·拉登已经准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对我们开战的原因。其中没有一条关乎我们的自由、独立和民主，相反却都与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与行动有关。
2004年11月，有一条有趣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来自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穆斯林并不‘仇恨我们的自由’，而是仇恨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句话，我们或许就会质疑甚至改变我们的中东政策。但布什的分析——大多数教科书都回避任何分析——扼杀了这种思想。
教科书发现，质疑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很难的，因为教科书自始至终都假定美国就是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种“国际好人”。比如，看一看《走向今天》的第一页吧，它介绍说，历史就是一个个“题目”(地理学、经济学等亦如此。)下面就是它就此所告诉学生的那段话：
为自由与民主而战：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美国人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为民主而战。请用410-411页所描绘的“美国的道路”，把一系列为保护和捍卫这些宝贵思想而战的具体事件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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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国家说成是没有任何罪恶的——比如它总是光明正大地、怀着最好的意愿去处理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问题——只会让学生变得更加无知，从而使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人对我们感到厌烦。这类说法还助长了学生的民族优越感——他们相信我们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向我们学习。美国人本来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优越感，这部分是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这鼓励我们相信，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最强大的，而且是最好的。任何历史课程，只要是进一步助长这种已经膨胀的民族优越感，都只会削弱学生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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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曾经帮助策划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总理卡塞姆的倒台，作为回报，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复兴党一开始欢迎西方石油公司的到来。“但是几年后，(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拉克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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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伊朗的“沙阿”政权一样，我们今天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很多地方扶植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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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这使得多数阿拉伯人和很多穆斯林视美国为“最大的伪君子”——历史学家斯科特·阿普尔比如是说。我们一面鼓吹民主，一面又支持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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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9·l1”的最初应对措施就是在2001年10月进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与候赛因一样，这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政体一开始也得到过我们的中情局的支持，因为他们反对先前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中情局不仅向阿富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派出美国顾问，提供携带导弹的飞机，而且协助其从其他国家招募穆斯林与阿富汗人并肩作战。不幸的是，这些极端分子一旦掌权后，就为奥萨马·本·拉登提供保护，并听任其组建训练营，后来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就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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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来说并战似乎越来越轻率，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知道战争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我们的无知有很多原因。在伊拉克，我们的“人体装甲”、我们的医疗保护等等，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结果战斗伤亡率大幅下降，大约是1:9;而在越战中，这一比例是1:3。士兵死得少了当然是件好事。然而，由于更多的人受伤，某些甚至伤势更重，就像图中这位躺在瓦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人这样，那么，死亡率就不能反映全部问题了。死亡率下降的进一步原因是，很多战斗服务，比和驾驶和护卫卡车，都被转交私人公司承担，而这些公司的人员伤亡不属于官方的统计之列。伊拉克人的死亡数——远大于我们自身——没有计算在总数里。然而，耽然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没有牺牲，死亡数就构成了我们关于战争代价的主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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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家族的很多朋友都一直与石油工业建设和武装力量项目有关。2003年4月，布什政府向国际社会表示，伊拉克的重建，将由美国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而非由其他国家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负责。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副总统切尼以前的企业哈利伯顿公司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获得了更多的由政府拨付的重建资金——当然，该公司后来被查出有欺诈和失职行为。同时，切尼继续享受每年15万美元的哈利伯顿公司延期朴偿金，以及该公司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反过来，为了确保切尼及其同僚再次当选，哈利伯顿公司塞给共和党5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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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位圈内政治家、前白宫发言人汤妞·弗里对美国的所谓“好人”外交政策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抨击，并为美国政府描绘了一幅远非阿诀奉承的图景，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是出于私人石油公司的利益发动战争：“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是无私的。比如，我们认为，我们不是为了控制石油市场才去攻打伊拉克，并且，如果有人想那样做，我们也将属受害者之列。我们总是为自己的自私动机开脱。”如果还有人还在怀疑石油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就请看看2007年道琼斯的这样一项声明：伊拉克的傀儡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由美国政府协助起草的”法律，赋予大型西方石油公司30年的开采伊拉克石油的权利。此外，最初几年的利润的75%都应该属于外国公司，而在其他的石油生产国，这一比例平均只是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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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伊拉克与所谓的“反恐战争”毫无关系。很久以后，甚至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然而，总统和副总统仍然用它们自相矛盾的陈述来说明伊拉克与“9·11”恐怖袭击之间的联系。政治学家艾米·杰西科夫与莎娜·库斯纳证明，这种假想的联系是大众支持战争的首要源泉。这再次证明了赫尔曼·戈林的以下论断是正确的：要使人民支持战争，“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遭到攻击”，并谴责反战派们缺乏爱国精神。当诸如《美国人》这类教科书反复强调恐怖主义与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之间的虚构的关联时，它们就是在我们的年轻人中散布对这场被误导的战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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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在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本来不存在，现在却发现，布什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自己征募新兵的肥沃土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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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油危机，教科书只说了总统们怎么解决，却没有说解决方式失败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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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我们可以希望其他国家实行我们的民主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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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公民自由;经济上，我们只希望其他国家永远不要达到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它们达到了，地球就变成一片沙漠了。经济上，我们是世界的祸害，而非希望。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当我们扩张我们的经济时，我们就使那些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较少可能去扩张它们的经济。今天，中国的交通工具对燃料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已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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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国的石油有35%来自进口。2005年，有58%来自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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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赖以建国的一个精神基础是控制自然。约翰·亚当斯曾吹嘘：“我相信我家砍的树比美国其他家庭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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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将疾病带去澳大利亚和美洲时，当地土著人的寿命高得很。印第安人能活到60岁80岁甚至一百岁。第一批预见澳洲土著人的欧洲人记下的年龄数据显示一大批土著人活到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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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知识领域，会像历史学这样惨遭蹂躏，出现年复一年、一本书接一本书的盲目重复。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些职业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教师的基本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马克·费罗
在出书时，凡有争议之处，最好拿掉。——彼尔特出版公司驻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代表
他们雇人写，我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合众国的历史》的参编者布香克斯，马瑟·凯利解释谁是该书最
后一章的真正作者。
这是给撰稿人的3000美元，我们的编辑会拿走稿子……那些人写东西很快只需一两天，就能搞定“内战”部分。—一位资深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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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也会进入(教科书)出版商的考虑范围，因为公共舆论影响着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而家长也代表着另外一个潜在的利益群体，对他们，出版商们尽量不去惊扰。
有些读者群的成员从不羞于对教科书提出自己的那些要求。1925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宣称理想的教科书——
应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心……
应该谨慎地、乐观地讲出真相……
少讲失败，和果要讲，那也只是由于其在道德教化上的价值;应该主要讲成就
应该为每个州、每个片区写足够的篇幅，去讲它们各自的成就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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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教科书紧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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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育评论家传承了社会科学中一个较有分量的思想流派——“权力精英论，学派这个流派认为，美国的确存在上层社会，其成员出入于高雅的私人俱乐部，集中在“三边委员会”中，往往还是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富裕的资本家们控制着主要的电视网、大多数的报纸以及所有的教科书出版公司，因此，他们掌握强大的力量，能够塑造我们关于时事的谈论和思考方式他们动辄运用这一力量，比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从某个角度衡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在过去10年间，为“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提供了600万美元。这笔钱对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教师们来说，却是一大笔财富了。结果，NSTA一开始就拒绝接受阿尔·戈尔(Al Gore)为其免费提供的5万份关于地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该片曾以“最佳纪录片”获得“动画片学院奖”，而其拒绝的理由是，若接受了就等于“在无利可图的事情上作不必要的冒险”。但NSTA却曾发放美国石油学会制作的纪录片，《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称此为“可耻的石油依赖”。这都是金钱导致的腐败。
然而，把这件特殊的包袱扔在上层阶级的门口，也是不合适的。指责权力精英分子影响了佛蒙特的某所乡村学校或市区的某个教室里的教学，是很轻率的。如果精英分子如此霸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审查那些揭发自己对教育施加影响的书籍或文章呢?自相矛盾的是，“批判理论”不能解释自身的盛行。任何真正的上层阶级——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决定几乎所有的美国课堂如何教美国历史——都一定有能力使那些揭发自己的社会科学家边缘化。但是，上层阶级几乎没有将“批判理论”从教育中排除出去。相反“批判理论家”主导着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他们的著作得到优先出版并收到大量的书评，教育学教授们每年指定数以千计的学生阅读这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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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巴马州，法律过去常常要求学校避免“教科书涉及任何对本州(白人)利益带有党派性的、偏见的或者敌意的内容”，或者那些可能“引起对本州白人历史的反思的内容”。德克萨斯州至今还在要求“教科书不应该涉及那些旨在颠覆当局的内容。”这类标准适用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它们可能迫使几乎任何教科书的任何章节都做大幅度的删改，除非作者本人已经略去了那些令人不快和有争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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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旧条款的精神仍然起作用他们或许会得到宽肴。当初《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一书被拒，就说明了那些精神的确存在。我当时是该书的主要作者，该书修订后作为州历史教科书终于在1974年由哲人图书公司出版。我说“终于”，是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遭到11家出版社的拒绝。问题还不在于书稿的质量——该书曾赢得当年“最佳南部非虚构类”作品的“莉莲·史密斯奖”。问题在于，传统的出版商说他们不能出版教科书，而教科书出版商又说他们不能出版这种不太可能被采用的教科书。一些出版商甚至担心密西西比州会因此报复自己出版的其他科目的教科书。教科书出版商也有道理——教科书委员会己经拒绝接纳我们写的这本书。根据评估委员会中人数居多的白人委员的意见，它包含了太多的“黑色历史，收录了一副私刑的照片，并且过于关注近期的历史。我和我的合著者在三所希望该书得到采用的学校的配合下，以对方违背《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由上诉该州，这就是“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1980年，该书被列入该州批准的教科书名单。”
346-348 关于历史教科书由小人物撰写大人物署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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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这两本书存在匿名写作的问题。编辑们告诉我，美国历史教科书的新章节“通常”都是由自由写手们撰稿的。不仅最后几章如此。朱迪思·科纳韦曾代笔写过好几个学科的小学教科书。她写道：“在教科书出版业，把所有的教科书转让给自由写手撰写，绝对是标准的做法。最后，在封面上借用一下某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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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一些新手和替身去做作者的工作，这足以解释教科书为什么有时会犯那么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本所谓“20世纪90年代的标志性教科书”写道：“杜鲁门总统投下原子弹，轻易地解决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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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件的新真相出来以后，教科书里面却未做改动等事。还有一些不靠谱的思考题和家庭作业。比如要学生读一篇其实和该段内容无关的诗(作者以为有关)并写两段话回应。但实际上该诗有400页长，不可能写两段话回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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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行为呢?作者们知道，即便他们的教科书是好的，在大多数大学里，他们也不会因此获得终身教席或升迁机会。学界有句话“真正的学者不写教科书。”如果教科书写得不好，作者也不会受到业内的处罚，因为职业历史学家并不读中学课本。《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史学书评》都并不发表关于中学教科书的书评。这样，作者们的学术声誉并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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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读者不同，研究著作与教科书自然就差异很大。由于出版商是借爱国主义，而不是学术性来销售自己出版的教科书，教科书作者们就不必过干关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侧重不足为怪：要求美国历史成为必修课乃是本世纪初民族主义者狂热爱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出版商从封面就开始大动手脚。在很多护封上，诸如“自由的挑战”、“希望之地”等民族主义的标题与一些传统的爱国主义图案，比如，鹰、独立大厅、星条旗以及自由女神像相呼应。我所考察的那6本新教科书中，有4本在封面上印有美国国旗，其他2本将书名和作者名标上红、白、蓝三种颜色。出版商对教科书的市场定位是，以教科书为工具，帮助学生“发现”我们的“共同信仰”，并“珍视我们的遗产”。没有哪家出版商在卖教科书时宣称自已的教科书比别人的写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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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他们不了解史实呢?很多历史教师并不知道多少历史。1990年一项针对257位教师的全国调查显示，13%的历史教师从未学习过一门大学历史课程，只有40%的历史教师有历史学学士学位，或者取得过历史学或某一“带有历史性的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的硕士学位。一项针对印第安纳州教师的研究发现，在5个教师中，只有不到1人还在坚持阅读美国历史方面的书籍与文章，以保持思想不落伍。在1992年的一个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学术会议上，当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听到哥伦布之前人们就知道地球是圆的时，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这些教师痛苦地意识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被错误的信息所蒙蔽。当然教师们不可能讲授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大多数教师并不喜欢辩论。几年前有项研究发现，92%的教师并不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起讨论，89%的教师在学生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时，并不予以讨论，79%的教师并不认为他们应该那样做。有些话题，教师们觉得学生会有兴趣讨论，但大多数教师又不认为有必要在教室里讨论。这类话题有：越南战争、政治问题、种族关系、核战争、宗教以及离婚等家庭问题。
很多教师害怕辩论，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和体验，也不知道如何操作。雪莉·恩格尔说：“美国学校里的大多数社会课教师在自己做学生时都没有很好地学会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一旦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时，这些问题就显得高深莫测了。”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着惯性，很多教师像当年别人教自己一样去教学生。甚至，很多学院的历史学教授本来知道历史充满着矛盾与争论，现在自己在课堂上却变成了搬运知识的老学究。
教师们很难进行开放式教学。他们害怕超出答案范围，害怕在课堂上失去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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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琳达·麦克尼尔完成了三项关于1975年至1981年间的中学社会课课堂的研究，根据她的研究，为了避免暴露白己在知识上的缺陷，教师们“很少让学生运用学校里的广泛资源”。谁知道问题会导向何处，又如何控制它?约翰·古德莱德发现，在教师的讲授时间中，用于那些“需要推理甚至需要由学生得出结论”的课堂讨论的，还不到1%。教师不重视讨论与研究，相反却重视那些“简单化的、能为教师所控制的信息”。麦克尼尔说：“根据他们自已在访谈录音中的说法，教师们的各种控制知识的做法根源于他们控制课堂的欲望。”结果，他们与教科书一样，采取无所不知的语调。结果，教师们所呈现的，是一种令人乏味的、总体上现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远不如人们真正的思维方式有趣。阿尔伯特·尚卡尔本人也是一位替教师说话的人，他在总结麦克尼尔的话时指出，那些“在私下谈话中表现得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教师，“在课堂上却变得狭隘、迟钝和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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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学历史教师忙于改作业等工作，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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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课与历史课的教师常常不如其他学科的教师那样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当被问到什么课程可能会被砍掉时，小学教师常常回答社会课而非其他学科或领域。特别是在中部和南部，中学校长常常把历史课交给体育老师上，那些体育老师只得去教点什么，毕竟，体育课没有那么多，轮不过来。让非历史专业出身的教师承担美国历史课的教学——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美国60%的教历史的老师都有这种情况——显然是在表示，这门课程不重要，“任何人都能教”此外，历史教师所带的班级比其他学科的教师都要多。
学生们也认为历史很不重要。根据最近一项关于学生对于历史课的态度的研究，“美国各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发现社会课是最不令人感兴趣的课程之一，并且是学校总课表中最无关紧要的课程。”很多教师都知道学生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课程的。太多的教师也就在内心里放弃了，不求创造性，只对学生提最低要求，只比学生提前一步阅读课本。反过来，学生“在教室里也只付出最小的努力”。如此循环下去。
有了教科书做依赖，学生以及教师都可以尽量少花力气教科书里数不尽的
名目——重要观念、关键词、人物识记、日期、技巧训练、搭配、填空以及自我测评——这些看上去是对学生的折磨，其实具有推动的作用这些名目使课程内容显得严谨而实在，教师与学生们就自以为是在学习知识这些名目使教师显得很有知识。但较为自由的讨论却会暴露出他(她)在信息或思想上的欠缺。这些名目让学生感到评分是公正的：“客观性”考试追求对具体的、所谓的史实的回忆，它易于衡量。这样，通过准确告诉学生需要记忆哪些东西，这些名目就排除了不确定性。此外，把历史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事实”碎片、还可以确保学生不会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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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目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结合到一起，并且保证他们在6个星期的评分期结束后，把那些条目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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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洛杉矶发生种族骚乱。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四名警察殴打一名违犯了交通法规的黑人——罗德尼·金事件过程被人录像。但结果，来自郊区的白人陪审团宣判这四名警察无罪当时，美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看到了这段家喻户晓的录像因此，美国儿乎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警察友好执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不能为了保护学生不接触有争议的间题，就在学校里向学生只提供“友好执法”这一种分析模式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使学校回避当今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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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读完中学后6个人中只有不到1人上过美国历史课，那么还不清楚，下一代人何时会被美国历史的真相所“耀眼”。这可能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学生们突然意识到教师一直在对他们说谎时，他们在真相面前将感到多么眼花缭乱。我的一位学生写道，自己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华盛顿在生日时得到一把斧子，他用它砍倒了父亲最喜爱的樱桃树。”令我的这位学生感到恐怖的是，她后来发现，“我一生一直视为神圣的这个故事居然是个谎言。”她“感到受到伤害，被出卖了，我早年的老师为树立华盛顿的形象不得不说谎，这导致我怀疑我早先学到的所有东西。”我这位学生的这种感受与非裔美国人的感受类似。非裔美国人要面对国父们的另外一个真相：“当我第一次听说华盛顿与杰斐逊都有奴隶时，我被击倒了，”历史学家马克·劳埃德告诉我，“我再也不想提到他们。”把华盛顿当作英雄向土著美国人兜售，终将同样碰壁，土著美国人终将发现华盛顿对易洛魁人都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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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成年人担心孩子，认为对权威的尊重能使孩子们不致变得狂放不羁，因此，大人们教导孩子们要尊重那些其实自己都不尊重的权威。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调查者曾向家长们展示一系列的观点，问他们是否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相信。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权威人士最了解情况。”家长们的回答成这样的比例分布：
13%：“相信，并希望孩子们也相信”
56%：“怀疑，但是仍要对孩子们这样讲”
30%：“不相信，也不想把它传给孩子们”
这样，56%的家长即便自己怀疑，也希望孩子不会怀疑权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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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地，中学生坐在社会课和美国历史课的课堂里，看着课本，抄着每章后面的问题的答案，参加测验与考试，看看自己背书的能力如何。我做学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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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屈服于这种教学机制，但那时，不到第六周升级评定之前，我不会去做每章之后的名词解释。那时，我和老师商定，我要想得到A-(通常相当于百分制的85分)，至少应该背哪些名词。这样，在最后两天的课堂上，我就狂写这些定义。三年后，我的妹妹上美国历史课时，发明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她及时交作业，但只写出最前面的两个名词与最后的两个名词的真实定义，对于中间的30或40个名词，她就胡编一些废话。有一个名词她这样解释：“《霍利——斯姆特关税法》：德姆林先生，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她这样解释“‘蓝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宠物鸟，主人死后这只鸟特别伤心。”今天，学生们有了互联网。“在我们学校，我们分组分工，把自各自负责的部分贴到网上，下载各个名词解释，然后改变格式，打印，交上去。”教育学家称这种做法为“磨洋工”(day-to-day resistance)——这个词原用于形容当年奴隶的消极抵抗策略。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样做。我还很嫉妒：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绝妙的省力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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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一日的学习表明，学生们成功地抵制了记忆这种所谓的“事实”。实际上，他们对什么都抵制。三分之二的17岁的美国人不能指出内战是在19世纪上半期还是下半期发生的，我的学生中有22%的人曾回答说越战是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这时，我们应该向这些年轻人致敬，他们远不止是无知。这是一种高水准的抵抗。学生们只是不记美国历史的那些细节，即便它们是一个有教养的公民应该知道的。此外，学生们更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大发展。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历史教训用于当前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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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学生在佛蒙特州斯旺顿镇——该镇有大量的美洲印第安人——做实习老师时注意到，在阿本乃吉族学生中，当讲到感恩节这一主题时，高5个年级的学生明显会更加心不在焉。在交谈中，学生会做出如下反应:“我的父亲告诉我关于那时的真相，他叫我不要听像你这样的白人渣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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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结果：美国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往往更加鸽派，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往往更加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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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社会化都导致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相信美国所做的都是对的。公众舆论调查说明很多结论都是未经思考得出的。在1966年晚春，就在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河内和海防港前，支持与反对轰炸这些目标的美国人各占一半。但轰炸开始后，85%的人支持那场轰炸，只有15%的人反对。这一突然的转变是政府做出轰炸决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当决策向反方向转变时，忠诚与社会化也随之发挥作用。1968年，战争热情逐渐降温，但是，反对停止轰炸的人仍有51%，这部分就是因为美国仍在轰炸北越一个月后，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这时，71%的人支持停止轰炸。这样一来，有约23%的人在一个月之内随着政府决策的改变而改变了白己的立场。这种思想随着政府决策的摇摆性，在人们关于很多问题——从我们的太空计划到环境政策——的态度上都有所反映，也证明了所谓“沉默的多数”是一群不爱思考的多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这些“墙头草”们中为数不少。”
